耿庸：却说张中晓

┃Personal History

却说张中晓

© 耿庸／文

张中晓（孙建平作品）

　　“总经历” 

　　一涉足文坛“就遭了邪了的”张中晓，1951年从他的故乡绍兴东关来在上海等着进新文艺出版社工作的日子里，在同我的第二次长谈中说起了他“不用五分钟就能讲完的生活故事”。可单是开场白就不少于五个五分钟。他说，当梅林写信告诉他正在筹备中的新文艺出版社可能要他来，他在说不出有多高兴的兴奋中居然想要填写一张履历表给梅林寄去，并且立即就自制了一张传统模式的红格子履历表，上面的栏目还用规规矩矩的仿宋字写上。“但是，我的履历，嘿嘿嘿嘿嘿，你知道我怎么写？”但他并不要我回答，自己笑完了就说出了他在那上面填上了这么几行端端正正的小楷方块字：

　　张中晓 二十二岁 
　　浙江绍兴 
　　重庆大学肄业 
　　曾任小摊贩

　　说出末一句，他又嘿嘿嘿笑，完了还怪我“你怎么不笑！”这倒使我笑了，他却也自己回答了：“职业无贵贱”。他说明，他其实是应当写作“曾自任小摊贩”的。13～14岁时他入学读了一年初中二年级，又进不起学校了，向他父亲“借”了一点儿钱，便在东关条小街边边上摆了个小摊子，贩卖麻糖、麻饼、描红纸和练习簿，赚点钱帮助独立支持一家老老小小十二口人（单是他和他弟弟妹妹就有八口）生活的他父亲，还给自己买三两本书和“练写诗”的毛边纸。他做出一副庄严的表情，说：“在小摊子后边矮凳上一坐，我就对我说，记牢，你是伙计你也是老板，你比你那三个看你笑话的少爷学生了不起，因为你独立了！”话刚说完，他那副庄严被自我讪笑推翻了，换了语气自我批评：“阿Q精神！”马上又换了一种含着痛苦的庄重的语气，“可悲的是，中国历史上许多自在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活着时候大都靠阿Q精神支持着活下来的，一代接一代。”我想他往下会说，这是阿Q精神内在矛盾的一个方面，拿这方面来说，更可悲的是，这在客观上不自觉地成了——像杜勃罗留波夫早已说明了的那样——稳定航行在暴风骇浪中的腐朽而罪恶的社会大船的压舱物。可是，显然由于我没作声，他一下子转回到他的履历表了。他否定这种说明不了什么履历的履历表，只因为他竟会突然制作这么一张表这回事本身是一个有趣的小小生活经历，他把这个小小的纪念品夹在了留在家里的一本古书里面了。随后他就说，他还另外写过“概括了过去以至未来的一生的一句话总经历”。“你看看我这边肩头，”他坐直了说。我莫名其妙地看，看不出什么。“你观察力不强。两边肩头一比较，就看出有点斜了。这是因为治肺病，这边给开刀拿掉了五根肋骨。”准是那一回“故事”冲上心来，他那个有点沙的声音有点发颤了，“那天我给抬上了手术台，水银灯全亮了，我闭起了眼睛，听到好像从很远很远地方传来的医生护士们加强手术室死静气氛的低语，我忽然想到死，脑子里立刻就飞出来好像是现成的这一句话了。”他于是几乎一字一字地读出这一句话：

　　会稽人张中晓，认真活过、读过、写过、爱过、恨过，在还很不愿死时，死了。

　　这后面的半句话一下子把我的感情捶痛了，张开口却没发得出声音。仿佛为了安抚我，他嚯嚯、嚯嚯笑了两声。“我现在活得很有信心，”他说，“我不是刚刚要走上岗位吗？但是，老耿，你说，有哪个人真能决定自己的命运？”我回答：“如果问题只是关于死，那我看，连哪个人自杀死了也不见得完全是他自己的决定。”他欢喜地“哎呀哎呀”叫起来，说：“你使我对你挑不起战了。你不知道，躺在医院病床上那些日子里，我想这个问题想得很苦很苦。一个很难很难跨越过去绕开过去的大疙瘩就是，承认不承认激动过我鼓舞过我的、像贝多芬要扼住命运的喉咙那样的精神没有现实的价值。我不承认。可是命运把人压倒在床上，我人好衰弱，就是抱只鸡来让我扼它的喉咙也肯定扼不住……”我截断他的话，说，“我知道你往下将说些什么，但是沉疴和孤独生出的心情往往会偏向羸弱而且狭窄的感伤，却并不因此就能长期统治人的思维。”他头摇过去摇过来、摇过来摇过去，缓缓慢慢说，“不错。不过我还是接着说我的。说简单些，人总是要死的。人，就是我这个人吧，我不能决定我什么时候死怎么样死，我可是能够决定，不管哪一天我怎么样死了，在手术台上那一句话就是我的墓志铭。只要不是猝死，那就即使像在重庆时那样突然一口气就吐大半面盆血，我也要拼在死去以前自己动手把这一句话刻在做墓碑用的一小块石板板上。”也许看出我觉得好笑却又笑不出来吧，他笑了笑，腼腆而认真，继续说，“实实在在告诉你吧，老耿，那年开胸做手术以后，我睡死了，后来，对我很好的一个病房护士，就是我给你写信说过的那个喜欢你的《论战争贩子》的绍兴同乡、也就是写过表明自己对胡风诗的真诚感激的小文章投给《文艺报》以表示反对那种对胡风《安魂曲》无理批评的那个护士，告诉我我醒过来过，还不清不楚对她说什么爱啊恨啊不愿死死掉了啊，还叫她拿张纸记下来。她说她教训我‘你几时死了？说给你拿掉两根肋骨却一次就锯掉了五根，你还睡得像条猪，人家说你生命是钢做的呢。’可是，你知道我怎么对她说，我说我不知道对她说过，说过了我也不是说笑话不是梦呓，我对这件事是十分严肃的。我还是请她到病床枕头下面拿笔和笔记本子来（那天天气很好，我同她是在病房外边走廊上晒着正午的太阳谈话的），然后我念我的墓志铭叫她记下来，然后在她含泪眼睛的注视里签了名在下面，还写了日期和地点，撕下来递给她，请她留存着。还交代了一句：‘我肯定比你先死，我来得及我就自己把它刻在墓碑上，我来不及就拜托你央人家刻一个。’她眼泪流下来了。你看，老耿，我这件事整个是很严肃很郑重的事，谁也不能笑话我。我相信你能理解我，我还很不愿意死，既不是怕短命也不是妄想要长生不老，是因为现在我还没做出什么工作，将来要做出能通得过我自己批判的够好的工作。可是那时我真有死的心情。”这使我仿佛也一起被裹在正午的太阳光里热烘烘起来，可是对着他期待回应的目光，我尽管有满胸膛荷载着纷纭感应的许多话语有若落在网里的群鱼那样互相挤压着跳跃地挣扎，却不知为什么说出口来偏偏是一句立即使他的目光暗下来也立即使我自己懊悔的话：“简直是死亡浪漫主义，现实上可是生活得还太少呢。”看他那个带有沮丧的沉默，我连忙说我这句话说得太过分了，而且决不是我对他的故事的第一个反应。但是他摇着手说，“不，你说得对，一炮把我打沉了。但是，老耿，我刚才说的到底是我的生活故事中的一段真实而且铭心的情节。你已经知道我告诉过一个人，你是第二个人，她不会说出去，你也把它埋到心底里去吧，你有别的各种感想我相信我能想得到，想不到也算了，一个‘死亡浪漫主义’的批评大出我的意外，恐怕也大出你自己的意外，然而是深刻地表明了我的弱点了。我会克服的。现在我给你讲我不要五分钟就可以讲完的故事。”他有生以来才不过二十一年的生活过程的确很简单，但他叙述中频频加上一个个“注释”——我想称之为“心路历程” ——所花时间的总和恐怕够看完一部电影。但我只想转述和压缩地摘录他生活故事中和他走上——后来被切断了的——文学道路有关的段落在这里：

　　三十年代第一个秋天出生。 
　　五岁时，他父亲，当绍兴邮局东关支局职员（一度当过局长）的一个七八分旧两三分新的知识分子张绍贤，便早晨教他看图识字，晚上拿着一册《左氏春秋》咿咿哑哑“唱”一段，完了就给他讲这一段（往往是半截的）历史故事。他莫名其妙，他（也许正是因此）又很要听很想要父亲一直讲下去。六岁、八岁和十一岁的两年半里他读完了小学，所有没上学和上学的课余时间，都是由听他父亲“唱唱”说说《千家诗》、《项羽本纪》、《报刘一丈书》等等和翻看家里找得到的自己也不懂也懂点儿的《水浒传》、《小五义》之类填满的。 
　　十三至十四岁时考进绍兴县立中学读了一年初中二级，开始接触新文学，从徐志摩到艾青、从郭沫若到曹禺、从叶绍钧到巴金，从拜伦到高尔基，读得到的都读，最爱读的是鲁迅。也读了《语丝》、《创造月刊》、《文学》、《海燕》、《文学杂志》、《七月》等刊物各若干期。他模仿《热风》做作文，老师批评他“不走正路”，却得到不知为什么喜欢他的英文老师的赞许。他读的许多书刊都是这个英文老师提供的。他也模仿戴望舒的《雨巷》写作自己的第一首诗《黑巷》，还记得有“我走进条幽幽的黑巷，／眼睛酸了也好像还在开始的地方”（我可能记得不准）两句。 
　　十五至十六岁，仍在练习簿子上写诗，也写散文，还自学英文达到能靠《英华词典》阅读原文版莎士比亚的诗和诗剧著作。 
　　十七岁得任职国民党盐政局的叔父之助前往重庆北碚相辉学院农艺系上学，年龄被误报为十八岁（生于民国十八年）。课余阅读《文学大纲》、《十九世纪文学主潮》（按现在的译名）以及雪峰、胡风、朱光潜、蔡仪的各种文学理论，喜欢上阿垅和绿原的诗和东平、路翎的小说。在读过何其芳与吕荧关于客观主义问题论争的通信后写过长信给何其芳提出反驳，终因地址不明未发出。 
　　十八岁转学到重庆大学文学院。这年秋天暴发急性肺（结核）病（据医生说已有五六年肺病史）大吐血，回绍兴后转至上海就医，由三十年代曾给汪精卫开刀取出子弹的沈姓医生主刀切除五根肋骨。翌年（十九岁）返回绍兴居家疗养。这时广泛阅读中外文学理论。 
　　二十岁初涉文坛。这年（1950）在《文艺报》上开始出现对胡风长诗《时间开始了》之中的《光荣赞》和《安魂曲》摘引几行或几行也摘引不出的全盘否定的批评，他写信给《文艺报》编辑部提出这种批评对胡风的诗既不严肃也不公正，认为胡风的诗实际上是在对比过去与现在之中热情歌颂新中国的。他同时寄信到全国文联给胡风，表述他对胡风的诗的欣赏和出现那种不科学的主观随意性的批评的无法理解。他从此开始了和胡风的通信。《文艺报》一个姓萧的编者也给他回信，说胡风诗“有许多牢骚和很多错误，现在不过是初步指出”；还叫他好好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第一次文代会的几篇重要报告和“最新出版的《生活思想随感》”，说这 
　　对他“有好处，可以帮助你提高辨识胡风的诗和理论的错误”。他因为恰好看到这“最新出版的”书，作者名字正是这个姓萧的写信人，他一不齿便不写回信去了，却用“罗石”的笔名写了一篇为胡风申辩的大约两千字的文章寄去，接着又用本名写去一篇，过了两三星期也还得不到一滴回应，他就先后两次写信去，既告诉他们“罗石也就是我张中晓”，也指责这种对待青年作者的“贵族态度太恶劣了”、“与蛆虫一样可憎的官僚态度同新中国太不谐和了”，却仍得不到一滴反应，“真是遭了邪了”。 
　　二十一岁时第一次发表文学短论《略论我们的文艺批评》（见于1951年5月20日，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上海分会编、附刊于《文汇报》的《文学界》周刊），署名罗石。这年6月4日又以罗石署名在《文学界》发表《〈武训传〉·文艺·文艺批评》，随即引起论战。这场论战在他发表《为了前进》一文（7月16日，《文学界》）后，“草草结束”。

　　这次从早上八点多钟到晚上九点钟的谈话，只是因为他怕太晚回到通过王元化借住的杨村彬、王元美伉俪家就会太骚扰他们才不了了之的。我送他下楼——免得楼下人家那条丑陋的大黄狗又冲他妄吠——并走一小段路到弄堂口，他摆摆手走了却又回身喊我，说：“那回事，你第二个知道的那回事，你保住也是最后一个人知道，做得到吗？”他在微笑，我却感到他在战栗。我握住套着手套的他的手说：“不用说了。” 
　　1967年，“完全必要”、“触动每一个人的灵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轰轰烈烈地震荡五洲的日子里，五十年代前半期（1950～1954）以罗石、孔桦、甘河等笔名写作和发表文学评论而在文学界也少有人知的张中晓，五十年代后半期刚过了不到半年（1955年6月），被一本当时最流行的畅发书—用1988年8月与我在广州东山酒家四楼偶谈一回的从加拿大回国探亲的饮茶人周先生的话来说——“一按成名天下知”的张中晓，留下一部叫人一看就感觉得到是写在他贫病齐集、身心交瘁之中的约30万字的读书手记《无梦楼随笔》原稿，便真是“在还很不愿死时，死了”，——在沉沉寂寂中，在痛苦的挣扎中，在不死的希望或希望的不死中…… 
　　自从从一个外调人员得知中晓已经逝世的信息，我不知有多少次想起他自作的碑文。有一次，1977年或1978年，黄永玉、张梅溪夫妇来上海，章西涯在美心酒家请吃饭，他知道我和永玉曾是同住在香港九龙九华径的朋友，约我也去，我去时，不见梅溪，另有余白墅在。谈话中，永玉问起张中晓，我告诉他张中晓已弃世，他迅速反应，说“他墓碑上只要写一句话，现成的：还是这个张中晓”。我差点就说中晓有他自己的一句碑文，但开口却换成了“他有没有骨灰都不知道”，于是出现无声的叹息。我后来对爱护过中晓的王元化、有三年与中晓共居一室的罗洛也尚且几回要说几回从舌头上咽回去，——虽然我想中晓也许也对他们谈过。我请老朋友们谅解，我没早告诉他们，并不只因遵从中晓的叮嘱，也并非以为说出中晓自作的这句碑文就非连同中晓之所以不愿意传布它的相关故事也说出不可，是仅仅因为，这是应当由第一次听到嘘嘘喃喃断续不清的散句、第二次笔录下来就也流泪了的第一个人、中晓甚至托孤一样悲凉地托刻墓志的那一个人来说的。但我不知其名也不知其所在的这个对病中的中晓很好的朋友，很可能还不知道中晓已经亡故，还在等待中晓的平安信息，寻问中晓的下落。二十多年过去了，算是高龄人了的我认为我不能再为了遵从中晓的嘱咐把纵然是“死亡浪漫主义”的故事埋在我心底里直到终于永远地埋没。我于是说出来了，我还要接着说出我了解的中晓的包括心灵活动在内的生活故事。——为了文学的前进而夭亡在受难里的一个普通人的人生点滴——我以为都是不能埋没的。

　　录自无序的记忆 

　　1952年文艺整风时候，吴强有一次在休息时间看中晓、罗洛、王皓和我打康乐球。完了，我去洗手，他过来同去，说，“我看张中晓打康乐球很活跃，可是开会时候他沉默寡言，有点静如处子模样，好像稳重好像矜持。”我回应了一句“你开会时也沉默寡言呀”就没再说什么了。可这是我头一次听到的认为中晓“沉默寡言”的话。 
　　后来我多次听过和被问过仿佛真成个问题了的关于中晓的“沉默”。当然有以为这是“一种良好的习惯”以至“很有品德”的评价，大多则与此相反。约在1952年二三月里，在山东大学中文系受到“莫名其妙的批判”的委屈、“掼掉教授和系主任”的吕荧来到了上海。一个星期日上午，他为编译《列宁论作家》来找我要我所有的列宁著作中译本，恰好中晓也在我家。吕荧在和我谈列宁论哪个作家论得最精彩，从车尔尼雪夫斯基说到里德，他说还是论列夫·托尔斯泰的最多也最好。一直一声不响的中晓忽而说：“我看还是论冈察罗夫的更精彩，十分尖锐十分确切地指明教条主义者的思想懒汉、奥勃洛摩夫性格。”吕荧不记得列宁说过这样的话，说“到目前为止，编译出版的马恩列斯论文艺一类的书里没看到这条，也没看到有谁的著作里引用过”。中晓说了一句“老耿记性好，哪本书哪一页，他可以立刻翻出来”。那时我的记性的确好，真的立刻翻出来了。吕荧看了说：“这么重要，这么具有不可忽略的现实性的论断，居然不编译到论文艺的书里，真莫名其妙！”到吃午饭时，吕荧问中晓，“你怎么三个钟头只说了两句话？”中晓还没回答，他又说，“几次到你们出版社也没听你说过一句话，没话说还是不愿说？”中晓这才说，“我没有什么好说的话。”吕荧称赞他起来了，连说了几个“好”，说“你只说最有价值的话，你刚才就是这样。言不在多，言在必中，我以为这是很好的品质，是尊重别人也尊重自己。”这年的六月里，舒芜提出“胡风小集团”的《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的第二天或第三天，不大来社的新文艺出版社社长刘雪苇忽然来社并立即召开了编辑部几个人参加的小座谈会，要大家谈谈看了舒芜文章的感想。几天后，我在淮海中路襄阳路口遇见满涛，他一握手就说“听说刘雪苇找你们谈舒芜那篇东西，罗洛反复反驳，你在一边不断提问题，就是张中晓一言不发。”我想他多半是听元化说的，没问，只说“是这样。雪苇说他要大家谈谈感想并没有别的意思就匆匆走了”。满涛说，“这个时候发表这样的文章，恐怕倒是很有意思的。你了解吗？”我不了解，我想罗洛和中晓也不了解。他说，“是啊，不知道。我看张中晓那样最合适，沉默是金子，沉默也是最高的轻蔑。不过，我和张中晓不熟，印象就是他几乎不讲话，也许他性情就是这样的吧。” 
　　1954年冬天华东作协召开“检查《文艺月报》工作”的扩大会或是1955年春天也是华东作协召开的“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的扩大会那时，中晓也参加了，和我一起坐在倒数第二排。中间休息时，我在会堂外边的廊道上吸烟，穿着长袍的韩侍桁走过来问我“坐在你旁边的就是张中晓？”我说“是的。你要认识他吗？”他没回答，却说他听新文艺出版社的朋友说，“张中晓这个人阴阴冷的，问三句不响一句，傲慢极了。刚才我看他倒是挺斯文的，静静坐在那里听得好像挺认真，你跟他说什么他也好像没听见。不过他头也不转眼睛骨碌碌瞟过来瞟过去，好像很注意会场的动静。……”我不想听下去，用一句“看来你很注意张中晓”堵他。没堵住，他忙说“不不不。你别误会。几年前韦丛芜发牢骚，说新文艺那些毛头小伙居然目中无人。除了你还同他聊聊。他特别说了张中晓，说一次讨论马林可夫报告里的典型问题，他对什么是典型作了解释，别人没怎么样，就是张中晓一脸讥笑地看着他，干吗有意见不提。事后他主动去找张中晓搭话，张中晓也不理睬，阴阳怪气。方才有人告诉我坐在后面那排边上的就是耿庸和张中晓，我一时起了好奇心，才看了两次张中晓的，实在没别的意思。你看，我不对别人说，只对你说啊。”我说韦丛芜那次站起来解释典型，话没说完就惹出哄堂大笑了，并不像对他说的那样。但这个谈话使我知道，出版社中人是有说张中晓阴冷、傲慢，“问三句不响一句”的，只是我在社里反倒没听到过而已。世上历来既多公然的看客，也多私下的说客，都无非不暇自视自议的闲人、准闲人、次闲人以及“忙里偷闲”的闲人。对于这类说客的嘁嘁嚓嚓，倘不过是几滴污水，我以为鲁迅的方法最好，由它泼就是了。但中晓则确实是个不大爱说话的人。这可不是他慎防“祸从口出”。未尝一闻这古老“经验谈”的少儿不懂得引以“慎防”；待到懂得了这古训，中晓已认为这样的经验不足为训，单从清世宗时查嗣庭被告江西省试出题“维民所止”是咒骂雍正断头，终致瘐死后还戮尸枭首，可他出的三个试题中不但无此题而且无此四字，可见欲加之罪，没说的话也会给伪造一句就够叫人“祸从天上来”的。这是1951年秋季他和我第一次见面便作长谈时就说过的话。他的很少说话，大半是他少年时期缺乏对话——他把家常生活的谈话排除在外——人（几乎只有既是他的生养人又是他的启蒙老师和朋友的父亲），主要是和所读的书籍作思维与情感交流的无声的对话所养成的如满涛所说的性情；部分是因为他的肺活量受着切除五根肋骨后病症并未根除的压制，说话大声点快一点便都气喘得难受，更别提说得激动起来。他也不是对谁都不大说话。有一次，蒯斯曛来我们办公室看见中晓在同我说话就说“不晓得为什么张中晓在会上从不说话”，过后，中晓对我说“他想要听我说什么话，批评还是自我批评”。有一次，当社长兼总编辑的李俊民来编辑室同罗洛谈对阿垅《诗是什么》的审读意见。做思想工作吧，忽而大谈“领导艺术”起来，中晓默默地听，我插了一句“李社长要求被领导者有被领导艺术吧”，过后中晓说我“真傻。人家愣了一下再眉头一皱就把你的减法当做了加法用了”。有一次，他说：“我们对梅林说笑话甚至开他玩笑，对王元化，你能吗？”我说有什么不能的，元化也说笑话的。我忘不了有一回在老贾（植芳）家，他开玩笑说小顾（征南）像捉奸的郓哥，说着就站起来作出弯背低头直顶西门庆肚皮的模样，同大家起哈哈大笑。中晓却说他“不能”就立即换了话题。有一次，我对他称赞平时也不大说话的罗洛有时与人辩论起来变得好像反应灵敏言词锋锐的西塞罗，他说“这是因为他胸有成竹。你不行，你文章写得逻辑严谨，说话可大半是靠反应极快的即兴。”我问他和罗洛住在一起常常讨论些什么作品，他的回答是“没什么谈的”。他说他和我谈得最多了，“单是谈杜勃罗留波夫的文学批评，恐怕就谈了十次。你这个人没有心机，没有保留，我写的这篇稿子就有好些你的见解。”（他断断续续写了一篇约有两万字的《论杜勃罗留波夫的文学批评》，署名是与“苦海”相对的“甘河”。）中晓和我的对话，恐怕在朋友中真的是最多的。由于梅林的一再嘱咐，我和中晓相识前就通过信，1951年第一次见面没说几句我就说了我不同意他批评电影《武训传》的短文着重批评的是编导者孙瑜，说他没想到即使电影拍出来没得到准许也公开放映不出的。我则没想到这个开头就使我们这次谈话连续了六七小时，第二次谈话的时间还要长得多。后来我们在编辑室面对面坐在一起，又都主要是审读文学评论稿子的，便往往有关于文学的谈话，——或者同一意见的互相补充，或者反而在简单的问题上争论得都笑起来。我因此以为，中晓也并非总是不大说话的。 
　　文艺整风后期的第一个星期天，我正在写《〈阿Q正传〉研究》的最后一章，中晓来了，照例和两个小孩玩一阵，才让他们叫我下楼。没让我走近椅子，他“突然袭击”，张口就问我“你知道阿Q现在怎么样”。还在他刚来在上海那时，我就对他说过我在写这本小书，他没提出过这个问题。这时忽然提出，我猜想有可能是他看到我请胡风先生给看看的前四章，发现里面没谈这个问题。阿Q在他的“正传”里冤死了，阿Q的精神生命则活在不叫做“阿Q”的无数“阿Q”的生命里，他们或者本来就是阿Qb、阿Qc…阿Qn或者就是像鲁迅先生指明过的小D长大了同阿Q一样的阿Q。二十年代阿英在《死去了的阿Q时代》里言之凿凿地说“阿Q死去了”、五十年代许杰在《阿Q新论》里也言之凿凿地说“到了今天，在我们全中国的地面，除了台湾，阿Q都已经死掉了”，可就连这样的见解也表明着阿Q在其“正传”中死后也还生活着，虽然被认为只是七八年至三十几年的也许是令人不快的真实。但我在小书里的确没有写死而犹生的阿Q的前程，——尽管从鲁迅写明的阿Q才想着“来了一阵白盔白甲的革命党”叫他“同去同去”他就同去了，随即就想杀仇人、搬财宝和选美女，可以多少看出阿Q的革命造反是无师自通地因袭了恐怕自陈胜王以来的造反农民的当然含有复仇与翻身内容的思想和经验，只不过他的深化到了无意识了的身份卑微的农村无产者意识使他在想着搬走赵秀才娘子的宁式床时也还是想搬到他借以栖身的土谷祠，于是可以从而测知阿Q之后的阿Q的前程。我不在小书里写这个，只是因为这越出了我自限的范围和篇幅而且以为这只应当成为一个独立的专题。中晓静静地听完了我这一大堆话又静默了一会儿，才问“说完了？”我想我可以说是说完了。他这才说他的。他说他应当承认对《阿Q正传》我了解得比他全面和细致，理解得比他生动和深刻。东关那儿土改进程中他忽有所感，仔细地重读了鲁迅的《呐喊》和《彷徨》特别是其中的《阿Q正传》，不是没有留意到阿Q想把秀才娘子的宁式床搬到土谷祠这一句，可是没有从而想到这里阿Q现出了自己潜意识里凝固了的卑微的身份。“但是，你这几年到农村去过吗？”我去过两次，一次是1950年寒冬，我被《展望》周刊社派去宁波调查一个当周刊通讯员的农村小学女教师申诉的因写通讯遭受“压制批评”之苦的情况，只在访问县委书记后由一个小伙子带到一户贫农家去吃“咸菜哭”（“哭”是记音，不知其字）下带着碎壳的粗糙的饭，吩咐我“顶多给二十块（旧人民币）”时才面对着农民。那是那个阴暗屋子里的看来都奔七十了的一对老夫妻和被老大爷抱在双手双腿中间的四五岁的小孩。语言不通，好容易才似乎明白他们回答我的是：“孙女儿提饭篓子送到菜地里给她爹爹阿娘和阿哥吃去了。”我只想着，听说过上海不少工人忆苦思甜起来都诉说日本鬼子占据上海那时候，日子好苦好苦，吃的是“六角粉”（磨碎的玉蜀黍。这也是记音，不知什么字），这对贫农老夫妻忆苦思甜时诉说些什么呢？另一次是1951年将近春节的也是严冬的日子的一天夜晚，由上海文学工作者协会组织去参加一个郊县土改进程中的斗争地主大会。我记得是同文协的一个魏姓（似乎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工作）的人同去。会完了已十点半钟过了，走了一大段路挤上了电车，就看到胡风，就挤过去。他张口习惯地就问“感觉”——“你觉得怎样？”我说“好像没有小说里看到的那么热烈”。这的确就是我在那大会里的感觉。当时，似乎四处都有扩音喇叭的大放大鸣也使台上只剩对立的人的只能用想象去体会的动作了。总之，我这两次根本就没想到过阿Q。中晓于是说：“告诉你吧，阿Qx还是阿Qy，反正，凭着‘真能做’，现在当了村里的积极分子。”我说“你这样说非受批评不可”，他立即反驳：“你说阿Q辛亥那时就为要革命而死呢，他现在怎么就不能当积极分子？我说这个那个阿Q当积极分子，又不是说当积极分子的全都是阿Q。”他举了几个例： 
　　一个阿Q一大早走街穿巷打锣喊“出工”，经过村干部家锣敲得特响特显积极，经过地主家（可不是大院了）就把锣夹在腋下，直闯进——姑且说是赵秀才和他娘子的浅闺（实在没有深闺了）嚷叫“好啊，你什么东西还在睡大觉！你现在是虫豸，晓得吗，虫豸！老子现在管你！要不看在你同老子算是本家，就拿这槌子敲你脑壳教育教育你，连你这个地主婆娘子！好，快扛起锄头上工地去！”一转身出门边打特响锣边“得得，锵锵，手执钢鞭啊啊啊……”早些时，斗争地主那时，一个阿Q扛着没子弹的步枪帮押了——就算是赵白眼赵司晨——几个陪斗的到了台后面，就跑到拥簇的人群里去叫喊找王胡——或者说找王胡的孙子。王胡说“你叫啥魂”，阿Q不响，把他拉出了人群，解下绕在自己腰上的麻绳，命令王胡“两手放到屁股上去”。王胡可舞起拳头来了。阿Q才不怕他呢，马上拿枪对着他，王胡猛地抓住枪管，多亏有个民兵干部大喝一声“你夺民兵的枪，找死！”阿Q说话了，他说明这是误会，他本来是来叫王胡去斗地主的，说王胡被剥削压迫得没破衫换还没工夫下河去泡泡，身上给虱子咬得都是疙瘩，该上台去控诉摸出虱子来给地主看，“我就是知道他死活不肯跟我走，就是想把他绑起来押过去。”于是又大喊“开会了，大家使出力气斗地主老爷啊！”还有一个阿Q，“奖”到了一个“吴妈”，是假洋鬼子买给他白痴儿子当娘子的邹七嫂小女儿。假洋鬼子逃得无影无踪了，白痴还是白痴。阿Q跑去找被假洋鬼子凌辱过的小女子说：“该你也翻身作主了！你这个反革命家属不好当啊，你可真正是十代贫农的后代啊！我带你去见村支书，去控诉，讲你也要解放，老子给你撑腰！”苦女子解放了，脱离白痴了。老大爷老大娘带头说，阿Q做好事就要给他好报，于是……就不用说了。还有一个阿Q…… 
　　“不要讲了，”我说，“你瞎编一气，你的阿Q不是阿Q。”他叹了一大口气，说，这不是我没见识过农村里现在的阿Q就是他说得走了样。其实鲁迅早说过阿Q的本色形象：有农民的质朴和愚蠢，可也很沾了些游手徒的狡猾，却没有流氓相，也没有瘪三样。现在阿Q也还是这样。不过不是孤零零无依无靠了，精神胜利也有了些物质基础，有了些性格的发展和变化，这当中尤其不能不看见现在的阿Q是不管他怎么体会怎样认识他总是接受着了现在的理论和实践的阶级教育的，何况还有无穷的榜样的教育。他说完了便张大他的大眼睛，简直是咄咄逼人地向我挑战：“我说完了。你说是还是不是！”我笑了，说“你那副样子使我只能说不是”。 
　　不记得为什么，1955年残秋，仍在上海建国中路那个大门上没挂牌而人称“第三看守所”里一个大得空茫的审讯室，戴着很有风格的眼镜——我老觉得镜片不时闪现浅红色的光亮——的审讯员把我和张中晓作了比较，开始审讯就说：“张中晓恨一切人，恨我们的社会制度，反动透顶。我看你跟他差不多。”我又是——个朋友所说——“嘴巴比头脑快”，开口就说“张中晓怎么会恨一切人”，不料立即就听到：“这是张中晓自己说的，而且是对胡风说的。你们对胡风总是老实坦白的。”我不知道这回事。我说我不相信。我说张中晓决不会不懂任何人都不可能恨一切人，谁真能恨一切人，谁也就恨了他自己他父母、他被爱和爱着的人们；就算张中晓真说过这句话也决不会单单说这句话，“单单引出这一句话不能证明这样那样，断句取义往往倒是为了加罪于人”。“你胡说，”审讯员斥责道，“你还在为他辩护，还在向党进攻！”我说“我也是为我自己辩护，因为你说我跟他差不多。”审讯员不作声，在那里翻看着什么，然后盯着我说：“你老实点，这里是法庭，你胡说对你没什么好处。现在你交代，1954年国庆节那几天，张中晓是回绍兴去了还是去了北京了，去以前同你说了些什么，回来了又同你说了些什么？”我觉得这个问题对于中晓真可能是个问题：他在办公室里说他要趁着几天假期回几年没回去过的绍兴探亲，其实却是去了北京。他去北京这事是在他回来有些天之后在办公室里和我谈天说到芦甸带他去故宫、北海看了看时，无意中说出的。但我连“你去北京了”也没问。凡是人家不告诉我的事我从来不问。我就这样回答，审讯员没有追问，抬起头换问别人的事了。 
　　事后我记起来，中晓说要回绍兴那天午后，办公室里只有我和他，坐在沙发上谈过话，是我对他提出这次回去该解决他的婚姻大事。他眼睛闪光地看着我笑，好一会才说：“你一句话犯了两个错误，第一，我回去同谁解决婚姻大事？”我说“同那个对你很好的护士”，他说这就是我的“第一错误，想当然”。莫非那个护士是男的？他说“女的倒是女的，对我很好也的确对我很好。我也的确对她很好，但是，”他眼睛黯然无光了，“我不能同她结婚。问题当然不在她比我大两岁，问题是，你别看我身体好起来了，胖起来了，我叶痰有时还带血丝。爱情多数是自私的，可是自私的爱情多数是残忍地戕害爱情的爱情。我告诉你吧，来上海前夜，我好容易才逼自己对她说出来，我们不可能生活在一起，在一起生活肯定是不幸的。我们都哭了，这是你能理解的。这也是对于爱情的残忍，但不是残忍的戕害，而是残忍地解脱。但是，你当然想得到，这么一次谈话解决不了什么，相反，她认为我这人这么一来真好、更好了，好像我这么一来我的人格就一下子格外崇高起来、更有被爱的道德价值了。可是，我恰恰在她的感情的真诚上看出自己的虚伪，……你笑了，哎，老耿，”他自己也笑了，羞涩地笑，“我刚才就看见你这样笑了，你当然是抓住了我哭了的原因。真的，一方面认为应该残忍，一方面又做出对残忍的慈悲的伤感，实在太太虚伪了。”他批评完了自己，颓丧地歪躺在沙发上。我想使他振奋起来，没凭没据地说：“后来你来上海了就残忍地实行了残忍，把两个人的爱情都杀死了，对吗？”他坐直起来露出了笑容，“你说得好可怕，不过现在回想起来已经不觉得怎么样了。友谊存在着，这比什么都好。过些日子她就做新娘了。”我立即说他这次正好给带祝福价值最大的礼品去，他嘿嘿、嘿嘿笑一阵，伸直食指指着我说：“你的第二错误现在变成两条，b条，她前年就去了南京了；a条，我并不是要回绍兴。”看见我在发蒙了，他轻轻说，“但是你同别人说起来，就说我是回绍兴。我去哪里，将来告诉你。”可是，直到他以后随口说同芦甸去看看故宫、北海的时候，也没有告诉我他是去了北京，——可这也就是告诉我他去过了北京。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去北京。他没说，我没问。 
　　几个月后，我从《文艺报》附发的《胡风对文艺问题的意见》（后来以被称为“三十万言书”扬名），看到胡风在驳论“在阶级社会里，无论怎样的现实主义都是有阶级性的”这种论断时，说了“现实主义底哲学根据是反映论，即唯物主义认识论（也是方法论）在艺术认识（也是艺术方法）上的特殊方式”，“现实主义就是文艺上的唯物主义认识论（方法论）”，我记起来了中晓有一次和我谈论这个问题的事了。1954年春天的一个上午，我在看稿（模糊记得是雷石榆的《世界文学史》），坐在我对面的中晓忽然“呃，呃”地叫我，随即就问：“现实主义有没有阶级性？”他面前大本莫斯科外文书籍出版局的《列宁选集》翻开在桌上，我说“看来列宁没有告诉你”。他说，“没有，也许是我没有找到。毛主席说马克思主义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文艺创作中的现实主义，你觉得怎样？”我说“很好，排除了浪漫主义和自然主义。但是这里的马克思主义是概括三个组成部分还是只指哲学呢？”他说“应当是指哲学”，我说我也以为如此，并补充说，以剩余价值为重心的经济学的本质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这本质在政治经济学上的存在形式和表现形式。马克思在《资本论》序言里实际上说明了这一点。科学社会主义也是这样。“你认为怎么样？”他称赞起我来了，说我“说得又明白又深刻”，然后说，“我反反复复想过，但是没有把握，你这么一说，我想可以说了，就是，现实主义是唯物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在文艺上的特殊表现。你看这能成立吗？”我那时还只有现实主义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文学领域的存在形式和表现形式的初步的正待深入探索的想法。但是就凭这初步想法，我觉得中晓的说法比法国启蒙学派的理解来得进步些。我因此说，“我看没有什么问题，但表述上要严谨些才好。”他只点点头，又另外提出“你怎么理解‘资产阶级的现实主义’这个概念。”我说“这恐怕只能是一个省事方便的说法，顶多只能表示现实主义历史过程的现象，不能说明本质，作为概念是不科学的。……”我看见蒯斯曛向我走来了，中晓却“说下去说下去”地说，当然没有说下去，我被叫去谈对一部理论稿子的意见了。于是，当读到《胡风对文艺问题的意见》中有关这个问题的部分时，我立即把翻在这一页上的书递给中晓，他看了一眼便对我点点头，到了下班要分手了才对我说，他当时写过一些材料和想法寄给胡风。我问他为什么当时不告诉我，他说，“你那个时候很冷淡。你记得吗，那时候我拿了一大叠《文艺报》看，你说什么？你说‘无聊，还回头去看这个’。”我记得这回事，不说话了。他这才告诉我，他去年国庆节是去了北京，“那时批判压制小人物批评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事已在北京开始传扬，文艺界气氛热起来了，我就是去看看热闹的。现在可变了……”他没有说完全，我也不需要他说完全了。

　　本文选自《未完的人生大杂文》，耿庸／著，花城出版社，2009年1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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